**编者按:**
**《边界》网站(Edge.org)对话万年钟的创建人之一Alexander Rose,讲述了万年钟项目背后的故事。我们超对称技术公司欣赏万年钟这个奇思妙想,故将英文原文译为中文。**
**中国如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成为新灯塔?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上,我们需要一种“极端激进的宽容空间”,欢迎和吸收来自全世界在科技和工程领域各种疯狂的,完全打破常理的点子和思想,这种点子可能没有任何实际经济和社会意义,但是其存在本身就会滋养思想的土壤。而思想的土壤,对前沿科技的创造至关重要,所有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源头都是点子。聚集全世界的怪才异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让那些探索和打破人类科学边界,技术边界和文明边界的点子在中国大地横冲直撞,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范围内重塑思想的土壤。灯塔最底层的地基是思想土壤,由各种不着边际的想法点子构成,上一层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第三层是经济世界。**
**万年钟这个点子本身奇特绝伦,而其存在的意义也是激发思想。旧金山湾区这个上世纪六十年代进步运动的主场,孕育孵化了一种特殊的思想空间。整个硅谷的诞生和发展,包括创造万年钟的群体,皆脱胎于旧金山独特的思想土壤。这个群体的一员Ray Kurzweil的名作《奇点临近》的前言标题正是The Power of Ideas. 我们需要正视西方文化对异端天才的宽容。人类总体历史由人民创造,人类科学的历史由一小撮天才创造。我们要在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吸收全球的天才为我们所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光发热,且把这个最大限度不断撑开。四个自信,核心是文化自信。数千年的农耕儒家文明,融合印度传来的佛教为禅宗,多次同化草原民族的血气,与欧洲的马克思哲学碰撞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有高度的自信,同样的农耕文明今天会拥抱那些对宇宙终极奥秘的追问,那些打破一切思维边界的奇才。**
**超对称技术公司专注于研发通用人工智能系统。通用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发展将给智人种群带来自七万年前走出非洲以来的最大挑战。我们欢迎一切有独特才能,“以文明为客户”的志同道合者加入。**
### **对话亚历山大罗斯:如何创建持续万年的人类组织?**
亚历山大·罗斯(Alexander Rose):今日永存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执行董事、万年钟项目(the 10,000 Year Clock Project)项目经理
我们研究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公司,它们大多数从事服务业。像家族酒店之类的,还有食品、饮料业都有许多古老企业。在那些有五百上千年历史的组织或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葡萄酒、啤酒或清酒制造业。我对这一巧合颇为好奇。
有趣的是,人类大约在一万年前就探索出了发酵技术,也正是这时,人类也开始创造城市和农业。我们尚未明晰文明出现与人类掌握发酵技术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但很明显,酿造啤酒、葡萄酒——以及后来的烈酒——与招待类行业、人类聚会场所的出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现在,对于古老企业究竟如何薪火相传这一问题,我们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尽管有些像家族酒店之类的企业对我们的启发有限,但还有些企业,我们正开始了解它们的自然策略以便为人类服务。如果将服务业的理念拓展我们的客户——“人类文明”上,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以“文明”为客户并能长期存在的企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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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现在面临的最大疑惑就是如何长期运行一个组织。在过去的22年中,我与今日永存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建立了万年钟项目,这是目前最大的标志性长线思维项目。从一开始我们就清楚,这个项目说简单点,就是要设计一台可以使用一万年的机器;说复杂一些,就是要弄清楚如何建立可以持续一万年的组织。如今,我们已有寿命长达万年的物件和人工制品,但是我们深知,目前没有任何机构或组织存在过如此长的时间。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调研,想弄清楚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组织为何物,比如像一千年前创立的大学,以及一些至今尚存的宗教(比如大约2000年前创立的天主教)。大学也许是很好的研究对象,但我也在寻找可延伸于其他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文化组织的模式。我们正在研究群体实践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武术,这些东西所囊括的内容已流传数百年;我们甚至试图从自然系统中获得启发。
例如,当一株石兰科灌木死去时,根系就会破土而出,之后会长出一圈新的石兰。科学家测算这些植物已有四万或五万年的寿命。但无论是几万年前还是现在,石兰一直携带着同一种DNA,只不过其外观形态发生了变化。再看看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生存策略,例如狐尾松树,它是最古老的、持续存活的单一生物。与其说狐尾松是一个克隆性的系统,不如说它是一种类似于岩石的木材。五千多年的时间中,其根部附近的岩石风化侵蚀的速度快过此树本身腐化速度。我最喜欢这样形容狐尾松——它不是存活的时间长,而是死亡需要的时间长。你会在那些非常古老的狐尾松上看到仅有一条树皮和几条长着松针的嫩枝。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大自然这么多生存策略。
如何建立长期存在的组织?如何为文明提供服务?在这两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将文明视为主要客户,那么有必要退后一步,思考现在所说的“文明”。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身份、人格以及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部分正在不断变化。特别是诸如社交媒体(我们正在努力适应它对人类能动性的影响)和移动技术之类的事物,我们已经过度使用这些东西,因此需要对它们减少一定的依赖程度。社交媒体工具刚问世时,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二三十来岁的人们,都离不开它们。但如今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一代对这些工具的使用远不如前人。例如,我认识的年轻人几乎都不使用脸书。我们会看到有一批滑稽的人不断跟风追求新事物,因为人类历来热衷扎堆跟风。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受到新事物的反噬。
我们需要挑选工具,能助力人类但同时不具备危险性或不安全性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是社交媒体工具或移动通信技术。而当我们进行工具的选择时,人类的能动性和身份认同等意识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人类。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反对意见。我们也将开始发现,第一代被这些工具、数字化自拍图片和视频裹挟着长大的人,终生行事愚蠢。从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性来看,既然每个人都在干傻事,我们也可能不再为这类事情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苗头:以前公共事件中的丑闻在如今看来已习以为常。因此,我们有可能通过筛选工具而重拾能动性,也可能对曾被定义为丑闻的事件变得麻木不仁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你从事一项耗时又耗钱的工作,并投入了和万年钟项目同等多的资源时,你应该了解做这份工作的意义,了解用等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还可以做什么。从一方面来说,我们的项目是昂贵的,而且总会遭到质疑。例如,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把投资万年钟的钱用来解决儿童饥饿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花费和制作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成本差不多。我认为,若我们的项目成功,万年钟将给人以叹为观止的体验,这样令人记忆深刻的体验会让人记住这个长线思维的例子。同时,它还能作为景点供人们参观,见证许多故事的诞生。得益于此,万年钟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传奇。
望远镜在成本和项目类型上与万年钟类似,就是一个奇怪且建成后便一成不变的物体伫立在偏远的山顶上。当我们不用它来观测宇宙,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用来映照那些观察或思考它的人。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来参观望远镜可能是一项思维实验,一次外出游玩,或者一种文学体验。但是,如果我们做好工作,即使只能激励一小部分人开展各种项目,并拓展人们对文明的关注范围以超越短期思维视角,那么至少投入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成本是值得的。拍出来又被废弃的好莱坞电影已经足够多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时代,财富前所未有地高度集中,人们可以为万年钟之类的项目提供资金。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弊端,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引导公益资金的流向,而这原本属于政府的权限范围。例如,政府永远不会资助万年钟项目。这是好是坏由我们自行判断,但是政府资助项目必须通过冗长的的委员会审批和同行评审,而且还必须得有极高的投资回报——除非是艺术类项目;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比上述政府项目具有更高价值,但我认为政府不会为它们提供相应规模的资助。如今它们有了落地的机会。
这样奇特的公益项目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并且我们希望它们存在于世。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国家或全球的教育问题,或者如何解决全球人民的粮食问题,抑或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那将是另一个议题。在我看来,上述挑战似乎是整体性的政府问题,无关乎我们激发世界进行思考的方式。政府往往采用军事行动来诱导世界作出反应。而我们想要的是,在未来,通过一些经久不息的人类创造物来挑动世界的神经。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人类创造的事物旨在跨越极其漫长的时间维度。世上有金字塔或巨石阵这些事物——我们知道金字塔是作坟墓之用,不知道巨石阵有何意义——但当我们回望过去,却感觉不到曾经的人类关心过我们。这是我们尝试通过万年钟项目来传达的信息。这应当是一条饱含希望的信息,讲述了现今的我们将继续解决问题,并在前进的过程中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一天,我们深入挖掘一座大山,发现其中有一座时钟滴答作响,我们希望这座时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希望留下这座钟的前人为我们怀抱着怎样的意图?对我而言,我希望能找到一座蕴含先辈关怀之心的时钟。
我最初是通过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参与今日永存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我从七岁开始就在索萨里托(Sausalito)海滨的一个废品场成长。那里都是艺术家,充斥着法律边界模糊的行为,还有很多造船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地区,人们通常把这个地方称为“最后的免费便车”(last free ride)——如果愿意过前卫的生活,就可以在这里免费居住。
我家人一直试图保护那个海滨地区,我就是在这期间遇见斯图尔特的,那时我才八九岁。可能遇见他的时候我正在桌子下边打瞌睡,因为我童年时期经历了大量的会议。我读书期间以及开始工作后,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90年代中期,虚拟现实技术(VR)掀起了第一波浪潮,当时我刚开始在旧金山工作,主要从事虚拟世界设计。
斯图尔特很早就告诉了我万年钟项目,但当时项目还仅仅停留在初级讨论阶段,内容只是一系列的群聊邮件。群聊人员包括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凯文·凯利(Kevin Kelly),伊斯特·戴森(Esther Dyson),保罗·萨福(Paul Saffo),彼特·施瓦茨(Peter Schwartz)等。20世纪80年代,丹尼与思考机器公司(Think Machines)合作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在这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这是一切得以实现的开始。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十分痴迷于建造世界上速度最慢的计算机,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上走得最慢的时钟。时针每年走一格,钟声一个世纪响一次,布谷鸟每一千年从时钟内弹出一次报时。丹尼有许多创意十足的主意,但他在数次邮件群聊中提到了这个时钟设想,斯图尔特被吸引住了。作为处于多个新潮运动前沿的人,他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围绕该项目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一开始起名叫“时钟图书馆”(Clock Library)。斯图尔特认为这就是“时钟项目”,一旦这个项目引起人们关注,就会出现这样一座图书馆,像万年钟一样,在数千年的时间跨度里为文明作贡献。
斯图尔特向我讲述了他的构想。他还给替我争取到了一批公司的面试机会。这些公司最终会成为dot-com公司。我去接受了面试,并发现这些公司很有前景,但万年钟的构想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脑。说来我这个人是有点奇怪,曾受训于工业设计专业,但一想到我必须得设计更多塑料烤面包机才能维持生计,我就对此感到十分抵触。如果是设计一次性物品,你得把设计和工程方案做得足够好,才能让成品上市。但在这个万年钟项目里,光是好的设计远远不够,我们追求的是一项旷世杰作,无论是工程设计、外观设计,还是仿客体验都要做到无比杰出,这项杰作还要以最卓越的方式改变人们思考时间的方式。因此,它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一件工程学作品。我们将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材料,进行同行联合研发,创造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跨越如此漫长时间的事物。
我又去找斯图尔特,说我不想从事其他任何其他数字项目。我想研究这个万年钟。幸运的是,这时理事会将有一个聚会,在理事成员博德邦软件公司(Broderbund Software)创始人道格·卡尔斯敦(Doug Carlston)位于阿斯彭(Aspen)的家里。这个聚会在几周后举办。他问理事会是否可以让我为此项目绘图建模,在会上展示。随后我们搭道格的飞机到阿斯彭,加入了正在进行的设计工作,花四天时间设计出了万年钟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丹尼·希利斯。他设计了一种名为“串行位加法器”的原型,以模拟电路方式进行二进制计算,并准备将这种计算方法应用到万年钟上。我们俩就这样开始了这个项目。
讨论过程中,我们考虑使用螺旋结构,因为这一结构非常适合描绘时间。特别是描绘人们知之甚少且遥远的时代时,我们可以将该时代作为螺旋的中心。这正是螺旋结构的优点所在。人们向来更了解当下状况,这时,画一个螺旋式时间线恰好就能够描绘某一时期。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并开始讨论建造一座螺旋结构和反向旋转结构并行的建筑。但大家都毫无头绪,我也画不出来。所以,我简单地用泡沫板仿制了这个反向旋转的螺旋结构建筑。我们整个周末都在讨论这个模型,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建模,但我们的设计在逐步精进。这帮助解决了他们在那个周末讨论的部分问题。鉴于此,他们雇佣了我,并且承诺会付我薪水。因此,我得以退出我手中的项目,参与到这个“万年钟”项目中来。
当时,我以为我们只需要基本上建立第一个万年钟的雏型。丹尼说他有一个朋友可以资助该项目。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和丹尼·希利斯一起工作。
丹尼一直在制造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他还与一些其他的早期计算机先驱一起完成了一些教育项目,比如苹果的标识项目,都是让人眼睛一亮的项目。与丹尼共事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能够从绝对微观视角放大到宏观视角,从社会角度快速转换到科学角度。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这事就像在内华达州中部和一个卡车司机闲聊一样自然。我几乎从不使用“天才”这个词,但我想说他绝对是个“天才”。他态度非常好,而且没有任何学科大家那种让聪明人也难以生存的不良品质。他社交广泛,认识他既是认识一个朋友,也能从他身上学习他思考和操作构建这个时钟的方式,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此外,他还很罕见地对美学、力学和工程学都有强烈感知。
这两年我和丹尼对彼此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们意识到,今日永存基金会必须使用五位数的日期以跨越万年。所有年份日期前必须加上额外的零,因为如果要从本世纪开始计时,那么时钟本身至少要能读出12000年的读数。
我们也在向2000年迈进,目标是让第一个万年钟原型响两次,实际上在到达第二个千年时,时钟里的布谷鸟也要出来报两次时。这件事其实有点奇怪。我们创造了一个运转非常缓慢的物体,旨在让人们思考更长远的问题,但我们面临着千禧年到来这种短期时限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面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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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钟的一号原型
丹尼从一开始就认为,随着他年岁渐长,他未来剩余的人生时长也在逐年缩短。没有人会在跨千禧年的时候想太多。准确来说,离千禧年也就几天的时间,几乎没有人对跨千禧年有什么想法,这令人震惊。其实,当时我们想要在旧金山的一些公共场所举办活动,但他们不愿意租场地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那晚会发生灾难,这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努力工作,让万年钟在1999年除夕晚上8点左右开始运转,然后其中一个表盘出错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把更换表盘这件事留到了年底。当时是除夕夜晚上8点,表盘即将在新年走向错误的方向。为此,我们从金门大桥(the Golden Gate Bridge)上飞驰而过,跑去机器车间做了一个新轴,然后又冲了回来。幸运的是,千禧年除夕夜当晚没有人外出。那天晚上人们不敢出门,所以没有堵车。我们测试了时钟在千禧年的时间切换。这一切换包括了历法中的所有例外,以及万年钟在面临午夜时所有最困难的部分。一切运转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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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钟一号原型的指针示图\
随后,丹尼几乎马上就联系上了微软早期的首席技术官内森·迈尔沃尔德(Nathan Myhrvold)。我们也由此立刻进入了下一个原型设计项目,最终设计出了一个行星显示器。该设计应用了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的二进制机械加法器,该算法大体上可用于万年钟项目以向人们展示肉眼可见的行星。大概从2001年或2002年到2005年,我们一直在开发该显示器。内森·迈尔沃尔德(Nathan Myhrvold)家有一台成品显示器,我们收藏了一台,这一台在旧金山展出。
就在那段时间,我们和杰夫·贝佐斯见了面。早在2001年和2002年时,他就在长期赌注项目(the Long Bets Project)中为今日永存基金会投入了资金。对他来说,亚马逊业务的核心与长线思维息息相关。他给股东们发了一封名为“一切都关乎长期”的季度信件,并且在此后的每一份季度报表上都附上了这封信。
也因此,万年钟项目这种长线思维引起了杰夫的共鸣。他来参观了我们最初在内华达州购买的地产。随后,当他为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购买地产,他也有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地皮了。2005年,他同意和丹尼一起启动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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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好几个地方看起来已经可以动工了。地下设施已建设完善,洞穴也有了,但是由于出入不便,这些东西都没能派上用场。所以我们决定在地下为万年钟打造专属空间,规模由此大幅扩大,从我们最初设想的几十英尺,突然之间,变成了垂直高度500英尺,与最初的设计迥然不同,所以我们花了过去的14年的时间在这个项目上。
目前万年钟已进入安装阶段。但在建造期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办文化机构比万年钟更重要。最初,这只是一个造时钟的项目,该时钟用以存储上万年间的信息。我们在信息存储方面也有所研究。我们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收集语言信息,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Labs)自主开发的一种技术,调整微电路机器的使用,将语言信息微蚀刻到一个金属光盘上,可以保留几千年。用镓离子刻蚀机将信息蚀刻到硅材料上,随后在上镀一层金属,使得其中档案得以长久保存。
如果要长期保存信息,还必须解决所有与平台依赖相关的问题:将其做成电脑光盘不可行,因为我们需要阅读其中信息,但又期望其有数字数据般的密度,所以光盘会很小,但也不会小到必须用光学仪器才能看清楚。没人想日后只能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才能读取这些将长期存储的信息。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这一切的平衡点。最终,我们做出了“罗塞塔光盘”(Rosetta Disc)。在第一条即将录入信息库的信息中,我们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平台依赖问题就是语言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平行信息和数千种语言,并将其以微尺度蚀刻在这张光盘上,它将成为一把有效的语言钥匙,在未来帮助解读那些或许能够留存到那时的信息。
其中一张光盘由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Rosetta Mission)装载发射,现在正在一颗彗星上。三天前,又有一张光盘和起源号探测器(the Genesis Mission)一起登上了月球。这个发射是以色列某个私人机构完成的。这些类型的信息存储已经成为另一种激发人们更长线思维的方式,而且挺奇怪地和一些空间项目有相互影响。
要充分理解今日永存基金会,就要知道,该基金会诞生于“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这一群体(支持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群体)之中。这一群体较为松散,概览目录随着时间不断更新,他们也这样来来去去。后来,彼得·舒瓦茨(Peter Schiwartz)、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劳伦斯·威尔金森(Lawrence Wilkinson)等许多工作于全球概览目录的人开始筹建“全球商业网络”。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帮助企业和其他组织思考未来。
同样是这批人成立了今日永存基金会,高度协作和高度信任是他们的工作传统。我在非营利组织的环境中长大,我想他们会经常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建立了一个理事会,理事会里都是非常富有且有权势的人。但由于这个人是理事会成员们的唯一共同点,成员之间根本无法和睦相处。这个项目也建立了一个理事会。他们雇佣的第一个职员就是我,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多名职员。这个理事会内部有着不同寻常的相互信任。
例如,我们想做一个项目叫“长期赌注”,为具有长期社会和科学意义的事情押注。除了《连线》的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斯图尔特·布兰德之外,几乎所有理事会成员都认为这个想法极为不妥。无论是博彩委员会的相关事务,还是向国税局申请免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麻烦。最后,理事会还是因为相信我们,同意实施这一想法。很少有非营利组织理事之间能有如此信任,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这个系统内有一笔为期10年的押注结束了,该项目依照赌约,向一家慈善机构支付了220万美元。这个项目为这个世界做了一些有益且有趣的事情,而对于大多数非营利性组织而言,这一尝试太过冒险。
大约在22年前的这个月,我加入了这个万年钟项目。目前基金会组织的问题在于,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创始人们年纪渐长,我们将把位置传给下一代。这个钟将被创造出来,从而万年钟将不只停留在一个完美的想法上,而变成一个不完美的物体,将会面临人们的批判。人们可以说万年钟不会成功运转,也可以说这座大钟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时间的看法。
今日永存基金会在未来25年内,将进入一个与前25年截然不同的阶段。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个组织最危险的时期就是创立后的下一代。第二代成员会经历该组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不再如新生代那般新鲜而耀眼,却又没老到跟古董那般有价值。
如何衡量今日永存基金会的影响?我们此刻是否对人们的长线思维产生了影响?这难以知晓。但从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新的奇迹,创造一个有故事性的东西,让其在文化长河中永久流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尔·斯蒂芬森(Neil Stephenson)在他写的科幻小说的世界观中,融入万年钟的理念,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成功之一。这本小说是《纽约时报》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小说出版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完成这个钟。所以,我们希望能不断的激发这样的世界观构建、神话创造、故事创作。我希望只要万年钟存在,它就能一直成为某种文化创作的灵感源泉。我们已经看到,政策制定者们在各种场合引用我们的谈话,或者我们发布的图表。斯图尔特制作了分层图表,从外部时尚潮流层开始,一直深入到政治管理系统,商业,文化层面,再到底端变化最慢的自然因素。这些都是来自他和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对话内容。我在这个项目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他们的对话画出更清晰的图表,且将人类时间这一层分离出来。我发现,现在英国议院、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级政府都在用这张图表。
万年钟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阶段都是由一个人出资。今日永存基金会的其他部门以及它所资助的其他项目的几乎都是一群人资助一个想法,包括罗塞塔项目、展会、我们的系列研讨会和音程演讲会。这些都是我们在旧金山期间做的事情。而万年钟项目是以美第奇模式(the Medici model)在进行着,这是一种单一捐助者的模式。万年钟项目过于虚幻怪异,你没法通过向一群捐助者筹集资金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我们通过今日永存基金会召集了许多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今日永存基金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万年钟项目。
所以,当杰夫决定资助整个万年钟项目时,我们就行动了起来。很少有这样的项目,聚集起一群天才让他们投入长时间,做到这样的规模,达到这么高的完成度和这样完美工程水平。
在万年钟项目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因项目而聚在一起的这群人,他们都是工程界的人才。项目组里有许多非比寻常的工程师,其中有一位造了一辈子的岩石切割机,最后功成身退。他稍了解这个项目后,认为这是他创作出自己代表作的机会。他帮忙设计了这个重达3万磅的钻石链锯机器。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在山上钻刻两年,最终造出螺旋楼梯,每一级阶梯都是单独切割出来的。这种天才在市场里难寻难求,他们只在受到感召时才会出现。
在整个项目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已经退休又主动来找我们的人。因为想投身于万年钟项目,他们愿意付出时间。他们中有一些是退休后重新投入工作,有一些才退休没几年。吸引到这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持续付出,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足够吸引他们的点子和符合他们想法的工作环境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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